原创

也没抛弃我,

从官府的角度来说,除了同样要头疼高昂的电报费用以外,还多了一层矛盾。那就是“官报”和“商报”的顺序之争。
正当大家觉得这事就此平息的时候,吴佩孚的第三封通电又面世了,这才是真正的总攻。
当时的孙中山名字还叫做孙文,还远没有后来的风光。他在头一年组织了广州起义,可惜起事泄密,整个行动被总督谭钟麟扼杀于襁褓,还白白折损了一条臂膀陆皓东。在扑灭广州起义后的第二天,清政府即下令在全国通缉孙文,悬赏花红银一千元的布告甚至贴到了西贡和新加坡,并加派了大量密探追查他的踪迹。如何利用电报的迅捷手段来扑灭国内外危险势力,清政府这时候已经是玩的十分熟稔,通缉电报打到了清政府驻海外几乎所有使馆,差不多成了全球通缉的阵势。
邵飘萍是天生的记者,极有探究精神,以“开着汽车抢新闻”而闻名京津,总能想出种种匪夷所思的办法,令后世狗仔队都自愧弗如。
在清末民初的中国,电报员是个十分吃香的工作。晚清各电报局的报务人员都由电报学堂的学生组成,每月可以拿到30两银的薪水,民国时期的电报员每个月也有100元的收入,而且从不拖欠,相比起一般人来说,待遇相当优厚了。甚至跟同时期的欧、美同行相比,中国电报员的薪水也算得上高人一头。英国同时期电报员年收入只有5.8英镑,美国著名大财阀安德鲁卡内基在匹兹堡市大卫电报公司当电报员的时候,月薪一开始只有13美元。
等到蔡锷从北京顺利逃走了,就给梁启超发一封电报,电文的内容是“自密诘倬厄峙匝裳”,完全是一封天书。其实前两个字是用的明码“自密”。梁启超一翻编码表,哦,明白了,这封电报是用“自”字加密的。他就把“诘倬厄峙匝裳”六个字的数字编码都找出来“6113/0213/0618/3969/0560/5951”分别减去一个200,就成了“5913/0013/0418/3769/0360/5751”,再按照编码表回译,就成了“袁世凯王八蛋”。
这一封加了密码的电报在1912年8月13日深夜才送到袁世凯府邸。袁世凯一看是黎元洪发来的,而且用的是最高级的加密,便知道一定跟张振武有关。他情知此事干系重大,绝不允许有丝毫泄露,否则国会议员知道,又是好大一场风波。于是袁世凯决定不交给机要员去翻译,而是自己亲自动手。不巧的是,他的密码本锁在保险柜里,而保险柜的钥匙却找不到了。此时已经是深夜三点多,如果不能尽早译出,等到张振武有所觉察而逃出北京,别说黎元洪,就是袁世凯本人也要有大麻烦。
等到蔡锷从北京顺利逃走了,就给梁启超发一封电报,电文的内容是“自密诘倬厄峙匝裳”,完全是一封天书。其实前两个字是用的明码“自密”。梁启超一翻编码表,哦,明白了,这封电报是用“自”字加密的。他就把“诘倬厄峙匝裳”六个字的数字编码都找出来“6113/0213/0618/3969/0560/5951”分别减去一个200,就成了“5913/0013/0418/3769/0360/5751”,再按照编码表回译,就成了“袁世凯王八蛋”。
吴佩孚这手收放自如的通电手腕儿,据说也不是无师自通,而是得自张其锽的真传。
陈宦这个人最擅长揣测上意,好玩些小聪明。据说他每次见袁世凯,都事先写好三份不同的建议,分别藏在左右袖子和靴筒里,见了袁世凯以后,先行三跪九叩之礼,然后旁敲侧击打听袁世凯的意见。听好风向,他就挑出与袁意思相近的建议书。袁世凯觉得这人既能干,又会体察上意,而且有意无意地把自己当皇帝对待,对他极其赏识和信任。
于是,老佛爷也学起经元善,开始用电报来玩政治手段了。
陈宦思忖再三,最后决定去请教一下自己当年在京师大学堂时候的老师,骆成骧。
数十年后,有人去美国游历,谈及总统不在时由副总统继任的法律,也用了“储贰”一词,说“美人甫选总统,必择储贰副之”,这都是饶汉祥起的头。美国人了解了这词的内涵以后,不知会露出什么样的表情。
大北公司这才明白,这位郑观应就算不是关羽关老爷,也是关胜关小爷,在他面前耍大刀是讨不了好的。从此他们不敢造次,津沪线修得异常顺利。整条线路1881年4月动工,天津、上海两头并起,到了12月24日就连通了,还没一年功夫。津沪线全长3075华里,立了2000多根电报杆,一共花掉银子17万两——清廷当时的预算是19万两,有了郑观应盯着,费用不超反省,实在是晚清时代的一大奇迹。要知道,三年以后清廷从天津修到旅顺,电报线全长才1235里,就花了10万两。
这些土包子中间,就有莫尔斯。感性丰富的他,一下子被“电”这个看不见摸得着的小精灵给狠狠地“电”到了,就好像听到许林格演讲的惠斯通一样,醍醐灌顶,大彻大悟。杰克逊在讲解的时候曾经说到,电流不管通过多长的导线都只是一瞬间的事。离家已久、近乡情切的莫尔斯很自然地联想到,如果能用电流来传递信息的话,那不就真能做到天涯若比邻,可以时刻和心爱的家人保持联系了吗?这个时候,莫尔斯根本还不了解已经有不少发明者在发明电报机的道路上前仆后继,但他已经被自己的迷人设想深深打动了,在速写本上重重写下了“电报”这个大字。当重新踏上阔别3年的美国土地时,莫尔斯已经下定决心,要自己研制出电报机来。
依着杨儒本来的性子,怎么也要跟国务卿吵上一吵,可这件事上清政府确实理亏。杨儒没办法,只好雇佣私家侦探对孙中山如影相随,密切关注他的行踪。孙中山在美国停留的时间并不长,他打算借这次机会去各国考察一番,第一站就定在了大西洋彼岸的英国伦敦,因为他在香港时候的老师康德黎此时恰好住在伦敦,可以顺道去拜访一下。

在建立电报总局的同时,盛宣怀还在天津开办电报学堂,聘请丹麦人博尔森和克利钦生为教师。一开始的时候,电报学堂是由电报总局这个企业负担其费用的。为了提高学堂的政治地位,鼓励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盛宣怀提议学堂应由朝廷的名义开办,由朝廷提供办学经费。他对李鸿章说:“学生俟到局派事之后,薪水由本局开支,所有设立学堂经费系为国家造人才起见,应在军饷内开支,免在商本内归还”,也得到了李鸿章的首肯。这一举措,变电报学堂的性质由原来的民办为官办、私设为正式,吸引了更多的好苗子前来进修。后来,电报学堂还在上海等地开枝散叶,着实培养出了一批人才,比如曾设计国民党青天白日旗的广州起义烈士陆皓东、民国驻英公使刘玉麟都是从电报学堂毕业的。
被袁世凯整得惨兮兮的隆裕太后,在通电里俨然成了一位英明神武的国主,中国行民国体制,那是女主深明大义的禅让诏令;现在看着民主不好,总统无德,女主下一道懿旨就能收回。这份气度,纵然是唐宗宋祖,也不能比及。
英国人一见情势不妙,就退让了一步,说香港到九龙我们来修,九龙到广州你们想修就修吧。不料电线铺到增城的时候,也不知道是谁煽动的,老百姓又不干了。他们也不管是华线还是洋线,一视同仁,统统砸光,最后这两截线路一段也没修完。

此役丧权辱国,颟顸之至。不过电报在这场战争中的作用,倒是发挥得淋漓尽致,让清政府尝到了远程遥控的甜头,认识到了电报的重要性。于是从光绪十年开始,在军机处建立电报档案,光绪帝亲自下旨将电报视作公文来对待。同僚之间的电文往来,被称为“电牍”,给皇帝的电报奏折则称为“电奏”。
1832年,俄国外交官巴伦·许林格根据“通电导线附近的磁针会发生偏转”这一物理现象,设计出了磁针式的电报机,可以利用通电电流的强弱使磁针偏转不同的角度,再根据磁针的角度来表示不同的字母。在沙皇的授意下,俄国于1837年铺设了一条从冬宫到内阁之间的电报线路,以便沙皇陛下在外出游玩时也能处理公务,这也是世界上第一条地下电报电缆线路。很遗憾的是许林格却在这条电报铺设前不久去世了,没有看到它的实现。不过,许林格在去世前在英国的一次旅行,却意外地促成第一条实用电报线路的出现,这却不能不叫人感慨命运的巧妙了。
刘、张二人于是致电各国公使:“无论北事如何,仍照原案办理,断不可易。”为了扩大互保范围,把更多的人拉下水,刘、张公开致电各地督抚,请求支持。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通电表示赞同,原先持观望态度的浙江、四川、陕西等地看到大势所向,也纷纷公开表示支持。各省督抚甚至通过电报暗中约定,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如有不测,他们将推选李鸿章出任总统来维持国家稳定。
既成事实一经造成,再加上各国政府压力,官司打到公审公廨也没个结果。后来到了1873年,大北公司借口海线经常被过往船只碰断,公然又架设了一条16公里长的旱线,从张华浜接到了外滩南京路12号,设立了一个电报房。从此上海租界与外界正式建立了电报联通。
盛宣怀以为,左宗棠这次上书,表面上是先拔头筹,夺了李鸿章的面子。但实际上,当时不管是百姓还是官场,对于电报这种新发明都是持否定态度的。当时有不少王公大臣和各地督抚都认为电报将会“惊民扰众,变乱风俗”,特别是大清朝的实际统治者慈禧太后,更是对这种洋鬼子的玩意深恶痛绝。国人爱讲“利不百,不变法”,尤其在当时那昏庸愚昧、一潭死水的官场气氛中,敢为天下先的先驱往往变成先烈。左宗棠跳出来这么一大声疾呼,守旧派肯定会大加攻讦,短时间内必不能成事。
这一玩赏,可玩出了问题。邓廷铿接过金表,看到表盖上赫有一行英文,乃是“孙”字的拼写,联想到近日孙中山就在伦敦活动,龚公使也警告说他可能会改装身份潜入使馆,心中立刻有了答案。邓廷铿表面上不动声色,客客气气把孙中山送出使馆,转身立刻通知了龚照瑗和龚心湛。
更让段祺瑞郁闷的是,这封骂他的通电,却不是发给他的,而是发给一直主和的直系将领李纯,他不过是抄送。等于说,吴佩孚跟李纯咬耳朵说段祺瑞的坏话,还故意让他在旁边听清楚,这比当面指着鼻子骂更阴毒。
饶汉祥通电骈文的最高潮是在民国11年6月6日。当时第一次直奉战争刚结束,直系打算捧出闲居已久的黎元洪当总统。黎元洪说除非答应他废督裁兵的主张,否则绝不接受。他的这份裁兵通电按照惯例,还是由饶汉祥代拟。老爷子自从跟随黎元洪避隐天津以后,发通电的机会少了,可憋得不行,这次得了机会岂肯放过?如椽大笔一挥,洋洋3000多字,创下了民国通电篇幅之最。
盛胡二人,一个被称为“商父”,一个被称为“商圣”,在性格上,两个人也正好是相映成趣。盛宣怀生平不苟言笑,严肃深沉;胡雪岩却是为人温和,善于倾听。平常我们说“瑜亮之争”,这两位之间的关系还真是与周瑜和诸葛亮相差仿佛。只可惜,胡雪岩虽然比盛宣怀年长20多岁,扮演的却是周瑜的角色。
到了直奉撕破了脸开打的时候,吴佩孚兵马未动,又是电战先行。以往电战,还要讲究一个理,到了这一次电战,就已经是赤裸裸的隔空对骂了,两边都卯足了劲要学那诸葛亮骂死王朗。
股东们和职员们虽然高兴了,老百姓和当官的却都郁闷了。
两家争来夺去,最后又把旱线的控制权送回到中国手里——我拿不到的,你也别想要了。盛宣怀的以夷制夷,终于大获成功。盛宣怀搂草打兔子,还顺带着逼迫大北、大东公司签了一个《渔团保护海线章程》,要求这两家公司每个月掏2000块大洋给川沙、南汇、宝山和县渔团,因为这三个厅是电报水线必经的水域,上面渔船纵横。盛宣怀的意思是可以让这三个厅和渔团代为维护电报线路——其实说白了就是保护费,你给我钱,我就不给你捣乱。大北、大东公司想起丁日昌当年发动老百姓拆电报杆的手段,心里有点发毛,心想还是花钱消灾吧,乖乖认掏了这笔费用。
怎么办?是大声疾呼,还是蝇营狗苟?虽然出身商界,但他毕竟是饱受儒家教育的知识分子。在忧愤之下,经元善骨子里“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热情被猛地激发了出来。
光绪皇帝虽非明君,这点政治嗅觉还是有的。光绪曾经颁给过杨锐一纸衣带诏,其中说“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它?”足见这位皇帝对于未来的态度已经相当悲观。尽管谭嗣同建议说可以拉拢袁世凯作为靠山,光绪仍旧心绪不安。他唯恐压在头上的“老佛爷”突然翻脸砸下来,让自己这一派全军覆没,于是便作了两手准备:一方面连续召见袁世凯,极力笼络;一方面又下旨派康有为前往上海,名义上是督办《时务报》,其实是有意想让这位康圣人离开北京这个龙潭虎穴,留下维新派的一点骨血。康有为开始坚决不走,光绪皇帝再三催促,甚至在托林旭转交的密诏里都说出了“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这种露骨的话出来,可见局势之危急。
“大清国大皇帝问大英国大君主兼五印度大后帝好。中国与各国通商以来,惟贵国始终以商务为重,并无觊觎疆土之意。近因民教相仇,乱民乘机肆横,各国致意疑朝廷袒民嫉教,遂有攻占大沽炮台之事。从此兵连祸结,大局益纷扰。因思中国商务,贵国实居十之七八,关税既轻于各国,例禁亦宽于他邦。是以数十年来,通商各口之于贵国商民,最相浃洽,几如中外一家。今以互相猜疑之故,时局一变至此。万一中国竟不能支,恐各国中必有思其地大物博,争雄逞志于其间者,于贵国以商立国之本意,其得失当可想而知。现在中国筹兵筹饷,应接不暇,排难解纷,不得不惟贵国是赖。为此开诚布臆,肫切致书。惟望大君主设法筹维,执牛耳以挽回时局,并希惠示德音。不胜激切翘企之至。”
这是中国电报史上极关键的一个原则,后来多少纷争,都是由它而起,影响极为深远。

每逢乱世,总有一批风云人物乘雷上天,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莫不如是。虽然清朝末年已经是满清皇朝乃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绝响和余音,但也还是出了不少响当当的人物。但说起洋务派,人们多想到的是清朝地方督抚大员,如李鸿章、张之洞等;说到官商,张謇和胡雪岩已经写进了历史课本,论起播乱天下的猛人,有袁世凯、张作霖这样的剽悍枭雄……专业做研究和文史爱好者姑且不论,起码对于现在的百姓大众来说,盛宣怀这个名字实在不够响亮和熟悉。

我平时负责省报文艺版面,儿子曾应约为我们写过《黑客帝国》等电影的影评,水准还行。我希望他再接再厉展示才华,他如听耳旁风,总是推说太忙。可他大量精力投入日本历史,怎么不嫌忙呢?

惠斯通对电报的兴趣,始于19世纪30年代。当时电报机的理论雏形已经出现,欧洲科学界各门各派都在致力于制造出实用化的电报装置来。惠斯通出身声学专业,在一开始走了点弯路,研究了足足好几年如何让声音实现长距离传送,却屡次失败,一直处于苦恼中。直到1837年许林格来英国演示他的磁针电报,惠斯通这才如醍醐灌顶,如梦初醒,转而把注意力放到了电学在信息传递技术上的应用。许林格回国后不久便染病去世,改进电报机的接力棒便交到了惠斯通先生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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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育黎拔力八达
事后不会悔。
冯玉祥

无时无刻不关心着你,

现这
也叫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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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我最爱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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